日本的尝试，我们的启示——日本财政政策的比较

上世纪90年代之后，日本财政政策发力应对经济失速，在扩大投资、税率调整、结构改革等方面做出诸多尝试。虽然我国当前环境与日本当时存在差异，但仍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示。

    长期财政赤字，政府债务庞大。货币政策失效，日本依赖基建。90年代后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，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难以刺激经济，日本政府转而采取增加公共支出、扩大基建投资，公共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从90年代初的21%快速增长到90年代中后期的30%。支出持续扩大，带来债务问题。但由于老龄化加剧和扩大公共投资都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、而直接税为主的税制下财政收入增长乏力，日本财政赤字逐年扩大，政府债务问题严重。

    日本财政政策的几次尝试。桥本上调消费税，叠加危机经济衰退。为重建财政，97年桥本内阁实施了消费税率从3%提高到5%的法案，并停止了原本的减税措施，同时削减政府公共支出。加税预期下，96年日本出现突击消费、建房和投资，而加税冲击下，97年日本私人消费、私人住宅和设备投资对GDP的拉动都出现了下滑。叠加97年亚洲金融危机，日本受到波及，经济再度负增长。小泉缩减公共开支，鼓励私人投资。重建财政的另一种方式是减少开支。01年6月小泉内阁通过经济改革计划，一方面，削减公共投资，控制国债规模。02年后日本国债发行未延续90年代大幅增加的趋势，日本国债的债务依存度从02年的41.8%下降到金融危机前07年的31%。另一方面，减少政府干预、鼓励民间投资、提高社会经济活力：采取特殊法人改革或民营化，在医疗、护理、教育等领域引入竞争，对研发和投资费用列为减税对象，支持教育和科研等措施。小泉时期的6年，日本公共部门投资持续收缩，而私人部门逐年投资回升，实际GDP自02年下半年开始连续23个季度正增长，而财政恶化的形势也得到了缓解。安倍上调消费税，经济回落再恢复。08年危机日本财政问题加重，11年再次通过消费税税率上调的法案。12-13年日本经济短期好转，安倍政府14年按计划将上调消费税率到8%。这次日本同样出现了居民提前消费、投资的现象，推高13年下半年和14年1季度经济增速。加税之后，日本的居民消费波动较大，但在短暂冲击后，日本经济还是出现了好转，而这一次的消费税率提升，最终也增加了财政收入。此次加税没有重蹈97年桥本的覆辙，是因为14年安倍政府采取了更多的紧急经济对策，包括：基础设施更新、地震灾后复兴、低收入群体和购房者的转移支付、鼓励设备投资方面的税收减免等。此外，安倍加税的进程也会依据经济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，曾两次推迟了后续将消费税上调至10%的计划。

    日本的尝试，我们的启示。第一，加税对经济产生抑制，因而日本在消费税率上调的同时都采取了一些缓解冲击的措施。这反过来则意味着经济下行时更应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，不合适的税负水平会打压经济。美国80年代、01年以及18年的减税都对居民消费起到了明显提振。而日本即便在经济短期景气时上调消费税，也仍给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。第二，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资短期拉动经济，但并不是长期依赖的万能灵药。由于日本长期偏重基建，一些领域出现过剩，公共投资的效用降低，而过度的公共投资增加了劳动力和资金需求，又间接推升民间投资成本，反而产生挤出效应。第三，只有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，才能摆脱对基建的长期过度依赖，这就要靠激发民间消费和投资的活力。01-06年日本采取了结构性改革，向“小政府”转变，减少政府干预，缩减公共开支，激活民间投资，采取了鼓励私人部门研发和投资、更多行业引入市场竞争、提升社会活力等措施，虽然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公共投资持续负增，但私人投资逐年回升，经济随后维持了较长的景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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